她离开了网吧,找到一个安静的街角,用她的老手机,开始尝试拨打那些电话。
第一个电话,打给省电视台公布的“新闻热线”。响了很久才接通,是一个语气程式化的女声。
“你好,xx卫视新闻热线。”
“你……你好,我……我要举报……”刘大芳紧张得结结巴巴。
“请问你要举报什么内容?请简单说明。”
“我举报我们镇上一个兽药店老板,卖假药,还……还可能逼死了我男人!”
“请问具体地点是哪里?有证据吗?”
“有!我有录音!有日记!”
“好的,情况我们记录了。但这类涉及基层具体纠纷和可能涉及司法的问题,建议您首先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。如果他们对处理结果不满意,或者存在不作为的情况,您可以再向我们提供详细材料。”
“可是……可是当地有阻力啊!”刘大芳急了。
“对不起,我们主要是报道具有普遍社会关注度的新闻事件。您反映的情况,我们已经记录,会有专人审核,如果需要跟进,会联系您。请保持电话畅通。”
说完,那边似乎就挂断了,或者把她转入了等待。刘大芳听着话筒里的忙音,心凉了半截。
她不甘心,又按照本子上的号码,打给了一个听起来像是都市报的热线。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记者,听起来年轻些,耐心听她说了几分钟。
“大姐,你这个情况听起来确实很值得同情。但是,我们现在报道这类新闻,需要非常扎实的证据链,尤其是涉及到人员死亡这种严重后果的。你只有录音和日记,恐怕还不够。而且,跨地区报道,我们需要走流程,还要和你们当地宣传部门沟通,很麻烦……”
记者的语气带着一种现实的无奈。
“那……那怎么办?就没人管了吗?”刘大芳带着哭腔问。
“这样吧,大姐,你把你的基本情况和证据,简单写一下,发到我们报社的爆料邮箱。我看到了会转给相关部门的同事。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报道。”
邮箱?刘大芳又懵了。她不会用邮箱。
接连的挫折让她浑身发冷。她蹲在街角,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,感觉自己像一粒被遗弃的尘埃,她的苦难和呐喊,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,微不可闻。
难道这条路也行不通吗?
她不甘心!她翻着本子,看到几个在网上查到的、号称是“专业维权”、“曝光黑幕”的自媒体或者网站的联系方式。这些名字听起来似乎更“厉害”,更“无所畏惧”。
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拨通了一个号称“中原正义之声”网站的电话。
这次,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粗犷、语速很快的男人。
“喂?哪位?”
“你……你好,是‘正义之声’吗?我……我有冤情要曝光!”
“什么冤情?慢慢说!”对方似乎来了兴趣。
刘大芳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,语无伦次地把自己的遭遇又说了一遍,重点强调了张建国卖假药、威胁、李进含冤自杀、当地有阻力等等。
对方听完,沉默了几秒,然后说:“大姐,你这个事,听起来很有典型性啊!黑心商人,官商勾结,逼死人命!这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!”
刘大芳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,充满了希望:“真的?你们能报道吗?”